新會梁氏撰「中國之武士道」一書既成,且自為之序。以示楊度。楊度日:子之命是書為「中國之武士道」也,豈非欲別於日本之武士道乎?其欲別於日本之武士道也,豈非以武士道之名,雖日本所有而中國所無?然以云武士,則惟日本以為藩士之專稱;以云武士道,則實不僅為武士獨守之道,凡日本之人,蓋無不宗斯道者。此其道與西洋各國所謂人道Humanity者,本無以異。西人以此問題競爭戰鬥而死者史不可勝述,惟其名不如武士道之名有輕死尚俠之意焉。
中國古昔雖無此名而有其實,則假彼通用之名詞,以表揚吾民族固有之天性,固無不可也。雖然,合二國之歷史比較而觀之,此中有一大問題焉。乃日本之武士道,垂千百年,而愈久愈烈,至今不衰,其結果所成者,於內則致維新革命之功,于外則拒蒙古,勝中國,併朝鮮,仆強俄,赫然為世界一等國。
若吾中國之所謂武士道,則自漢以後,即已氣風歇滅,愈積愈懦,。其結果所成者,于內則數千年來,霸者迭出,此起彼仆,人民之權利,任其鏟削,任其壓制,而無絲毫抵抗之力;于外則五胡入而擾之,遼金入而擾之,蒙古滿州入而主我,一遇外敵,交鋒即敗。至今歐美各國,合而圖我,人為刀俎,我為魚肉,國民昧昧冥冥,知之者不敢呻吟,不知者莫知痛苦,柔弱脆懦,至于此極,比之日本,適為反對。一則古微而今盛,一則古有而今無,現象之相反如此,此其故何哉?梁氏之論中國也,曰專制政體之故。楊度曰:豈獨政治,蓋亦學術之異有以使之然者矣。
夫日本本無固有之學術,自與中國交通以後,乃以中國之學為學,直接而傳中國之儒教,間接而傳印度之佛教,舉國中人,無能出此二教之範圍者。夫此二教者,其義相反,而其用有相足者,何以言之?
孔子之道,專主現世主義,諄諄於子臣弟友之節,仁義禮智之道,經傳所載,惟於身心性命家國天下之關係,反覆言之。而於有生之前,既生之後,皆不過問。故曰:未知生,焉知死,又曰吾欲言死有知乎?恐不孝之子,棄其父母而不葬,故惟言朝聞道夕死可矣,無求生以害仁,有殺生以成仁。以此數語,為其教戒而已矣。蓋儒教對於生死問題,乃以局外國而嚴守中立者也。其竊於人事之用,而不使人探索於空虛,自非他教所能及,故有謂儒教非宗教者。
若夫佛教則不然,釋迦本以此生死問題,棄其王子之位,三衣一缽,入山學道。彼時睹天地念無常,睹山川念無常,睹萬物形體念無常。經十二年,而一旦於菩提樹下,豁然大悟,其後廣說妙法,普渡眾生,皆無不准此問題,以為濟度。以三界為火宅,以此身為毒蛇,特立十二因緣,以明生老病死,因果還復,苦業無窮。而以滅去無明,免此生死為唯一之手段。以為身者眾苦之本,禍患之源,又以生死皆由於心,苦心滅則生死皆滅,龍樹諸人譯之,亦謂所有一切法,皆是老死相,終不見一法,離生死有住,皆對於生死問題而力求其寂滅者也。此於儒教教義,實為大相反對。
而日本學之,則反能得二者之長,而相輔相助,以了人生之義務,故其人於成仁取義之大節,類能瞭達生死,捐軀致命以赴之。故楠正成之將赴難於秦川也,詣明極楚俊禪師而問已死生交謝之際,禪師答曰:截斷兩頭,當中一劍,而正成遂死。新田義貞之將死國也,以書遺子孫曰:進亦非死,退亦非生,死生終必有期,譬如由晝入夜,由夜入晝。其徹悟通達如此,故能輕棄其學佛之軀殼,以保全其學儒之精神。西鄉、福澤之流,皆遵此道以成一世之偉人者也。吉田松陰有言:道盡心安,便是死所,乃諸人所共同之心得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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